历史没有教会我们甚幺:浅谈黄碧云《卢麒之死》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时将其把握。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

不知为何,读了黄碧云新作《卢麒之死》两章,我便觉,这书很大机会被劣评了──谈六六卢麒、谈本民前梁天琦,偏偏不分开谈,而是放在一起。可以想像各种质疑,诸如语境不一样、前因后果不能相对比、都是青年何以不甚体谅、消解历史、消解真相如何寻求正义。黄碧云透过《卢麒之死》拿起了社运这热煎堆,在大量档案、报导之间叩问人性,质询[所谓]历史。你定要说我老土,哪部文学作品不谈人性,描述得像罐头回覆[百搭],但是,问及深处,直面[大家一直欲以理性压倒的]情感,黄碧云倒以新作回应得正中要害。你若问我,「卢麒之死」需要真相幺?答:或许需要,但眼下没有,不得不如此。又或要问,推翻历史,我们要信甚幺?答:过去之事皆为历史,无法推翻,但人言人殊,叙述包装叙述,至少这些说法,不能尽信。那幺,《卢麒之死》究竟要谈甚幺?谈真相之不可能,谈理性压倒感性之无稽,谈大历史之局限,谈人的局限,谈情感历史(affective history)之可能。

[我们都害怕第四可能:字义冲突,互相出卖:只能如此]

翻开小说,有种奇怪的熟悉感──组成文本肌理的是我们每日能读到的新闻、人物访问,也有历史学家赖以推敲历史真实的档案、法律审讯甚至口供,一手二手文献,尽收眼底。这种书写形式,我认为是为回应她自己提出的概念:

[第四种可能,是所有的可能:原因不明。]「结果陪审团退庭会商十五分钟后,一致裁定卢麒死于自杀。」[我们不能够接受未知,或不知道?][历史不会给予最终答案][1]

混乱之年人们特别追求真相,凡事必有原因,历史必有记录,于是,在后真相年代(?)被突然推高的「档案转向」(archival turn),就成为大家掌握「真相」的钥匙。我这位拉车边档案兴趣者,论文的确是研究档案,然而,爬进去就发现,档案真的就是真相吗?直至读毕《卢麒之死》,我明白,真相从没有定案,所谓本着真相行正义,本身就够可疑了。评论质疑《卢麒之死》停留在历史真相之前,没有为正义的前题留下非虚构应该承担的责任,[2] 然而,从小说的内部真实跳跃到外部真实之前,这判断变得可圈可点。一部小说要为外部真实负上多大的责任,属于伦理问题,而小说如何负责任,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然《卢麒之死》并非「纪录」,而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如此要求又合不合理?在论断之前,或许先解读《卢麒之死》再下结论未迟。

《卢麒之死》以档案的抄录代替叙事,那幺,我们不妨首先正视「档案」的概念,再观察档案作为小说形式的独特之处,以便解读《卢麒之死》。关于档案,乍看之下,就是纪录、存档的意思。然而其最原初的字源来自于希腊文的arkhē,专门指称政府、掌权人物所保存的文献,这些文献同时亦成为考据历史的依据。然而,档案理论在后世发展却有另一种质疑性的展开。较少人将本雅明的收藏与档案拉上关係,然而,本雅明却最早指出收藏者在整体藏品的主导性质。解读由某个特定组织、人物的收藏时,负责蒐集物件的人,根据其自身的经历、知识範畴、对物件的认知而有着主导藏件分布的角色,正如档案的掌管者。这一点就类似德里达在《档案狂热》里以弗洛依德档案为例,认为档案的建立,就是建立者对某个议题的有意识的建构与诠释行为。与此同时,傅柯更针对于档案与历史的关係。他说档案就是放置话语的最佳场所,换言之,我们在阅读档案时,并不直接等同于阅读历史文献,甚至真相,而是在阅读某一特定议题的话语,读者要做的不是解释文献,而是理出经成话语的体系。于是,档案不单止不客观(由收藏者主导),而且涉及权力(谁能掌管、谁决定甚幺属于某主题的档案),乃至档案的建构性质(话语)。

可以说,当黄碧云有意识地、选择性地拼贴不同档案文献,意味着她理解上述关于档案文献的矛盾之处:既标榜客观的纪录,但当我们选择以档案为依据来解说历史,便无可避免地涉及主观诠释。于是,《卢麒之死》抄录档案,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就不如表面那幺直白,档案没有通往所谓卢麒之死的案件真相(即卢麒是自杀抑或他杀),黄碧云明白到文学要处理的不是这个狭隘的选择题,而是从卢麒之死的各个涉事人扩散开去的历史脉络。

对黄碧云而言,历史脉络的重探就是第四种可能。《卢麒之死》原句引录的各式纪录(亦即「」内的内容)之间,旁及各人对卢麒的描述、官方对乱事的报告,但这些报告与口供甚至法庭判词,均有出入,不单止卢麒的自杀与他杀无法判断,就连吕凤爱、卢景石的口供亦与运动的纪录有出入;这些纪录文字又和叙事者([]的内容)看法之间又常不协调,最终一切被逼存疑,走向第四可能。这造成了阅读《卢麒之死》的困难(同时亦是乐趣),因为读者需要来回推敲,与前后情节对比。

举小说开首为卢麒的性格与生存境况作描述为例──正确而言是引述卢麒那十二张自述纸条,全书首次组合出卢的形象:

卢麒想死:「困惑」「不能适应社会」「一技无长」「残酷」「无主孤魂」「心灵创痛」[3]

然而,卢麒很快又推翻这些自述,斥责「他们想把我变成一个甚幺样的东西。」[4] 这里已涉及两重转折。六六之后卢麒以青年领袖的身分被世人认识,接受许多不同人的推断和评价,这十二张字条本是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成为卢麒的遗物,可视作卢麒凝视及表述自己。然而,后来又发现这些都是他人的陈述,例如来自报告书:

这份报告书只称卢麒和苏守忠是「『不能适应社会的人』」、「『狂妄的人』」,卢麒遗下纸张:「卢麒非死不可了,难以传奇的绝处逢生了,怎幺办呢?[5]

即是,卢麒透过他人的凝视来凝视自身。在这样的前提下,后来其他对卢麒的形象形容,又变得可疑。包括卢景石Brain Raggensack说:

「像一位将军,或一位训练员,走来走去,叫群众停一停,向左转,向右转,把标语举起」。[6]

警员又认为:

「卢麒在作供时,在室内走来走去,高声呼叫,手舞足蹈有如在做戏。」[7]

又有另一指证认为

「这位青年,说谎和夸大的本领极大,所以很难倚靠他去証实任何事情。[……]卢祺[麒]好像随时可以因场合不同及发问的人的方法有异,而说不同的话,而且很少过了一个时间之后,还说同样的话。」[8]

就算读者想相信这些描述,前面卢麒所说的「他们想把我变成一个甚幺样的东西」一语,又令第三方的形容变得转折而不可信,一时无法判断。是的,就像卢麒因着方式有异、场合不同而有不同的回答,档案文献会否也因着撰述者的不同,存放的场所有异就衍生不同的说法?

小说内,还有其他更明显的出入,和上述对卢麒的形容性质不同,属于实际事件时序或口供上的不一致。例如陈姓友人和黎民厚同样作为尸体发现人,口供描述发现卢麒尸体时细节并不一样;[9] 卢景石对乱事当晚的供词何以和卢麒被捕的时间有出入。[10] 有历史作底本的小说,本来可以组好一个剧本,自成论述,非常方便。然而黄碧云没有这样做,光是档案文献的引语之间,已经互相矛盾,无人能判定真假。

[我们没有从历史明白甚幺,除了情感]

然而,如此消解真实的用意何在?黄碧云说,「我们没有从历史明白甚幺,除了情感。」此话未必人人同意,然而,这意味着她透过小说意欲质询历史书写的意义。若如前所述档案的运用针对传统历史书写的话,则黄的说法,就是进一步重新建构历史的意义。一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都是「借古鉴今」,这没有错,问题是怎样借和如何鉴,乃至于我们能够鉴些甚幺。这就联繫到我在上一节还提及过的,引述的纪录文字和[]的叙事者看法之间的不协调之上。阅读小说,叙事者在[]内文字的功能多是补充之用,不过,细心阅读之却不难发现,部分叙事者的声音不单没有协助梳理档案的内容,甚至偶然添乱,把史料文献拉到个人情感内。

这种不协调,举六六骚动现场和对叶锡恩的部分为例,便能看出这种刻意的行为:

「九时五十分,空军直升机在尖沙咀上空监视,低飞侦查地面行为」[我们都记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早上,北京长安大街十分安静,只有直升机在低飞盘旋,单调的桨叶切空、引擎声音。我们想,如果有一个人走过。]「重庆大厦前,有陆军手持自动步枪,并上刺刀把守。至十时,尖沙咀油麻地区仍有直升机在天空盘旋」[如果有一个人,遇上另一个][11]

[……]

「但她[叶锡恩]没有劝阻他们,竟然登上的士回家。」[是我吗?][12]

叙事者在六六骚动陈述后的[]内,不是补充现场资料,而是将时空拉开,走入「我」在六四时的静寂感,引伸「我」因为宁静而想遇见另一个人的感觉。叶锡恩的部分,叙事者更直接地问:「是我吗?」把叶锡恩在过去的行为连接上自己内心的质询。这种个人的私密情感,断不会被历史书写所纪录,而过往所谓从大历史里还原个人,亦限于个人口述以补充官史以外的另类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但是,情感作为另一种真实却无法纪录,在历史书写裏仍然没有位置。我在此欲提出,《卢麒之死》为历史书写、档案纪录,乃至于历史小说开启情感历史(affective history)的可能。近年,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的提出已被许多论者引用,透过对情绪(emotion)、感觉(feeling)的肯定,以处理科学理性无法处理的情感,乃至「人」的概念。黄碧云把历史叙述和档案文献与个人情感的并置,凸显了情感在文献纪录中的缺席。反思历史、档案处处讲求客观的偏执,无法处理文献所甚少纪录个人情感(乃至被简化的集体情感),重新处理运动史里的「人」的议题。这些[]内的引语,就是我们仅感从历史中明白到的情感。

卢麒,死时未够二十岁[1967年];梁天琦,25岁[2016年]

在卢麒之死的故事以外,小说尚以乱事发生的空间(主要是旺角,广义则为广场)、梁天琦的画像,以及最后一章直接写梁天琦,把六六卢麒与本民前梁天琦并置讨论。然而,我必须申述的是,卢麒与梁天琦不是一种「今天的梁天琦就像以前的卢麒一样」的比喻关係,梁天琦那看似画蛇添足的一节,更像是「情感历史」的论述实践。我也在此画蛇添足,再荡开一笔想想,情感能把我们带到甚幺地方去?

假如透过複述来寻求真相并不可取──如上所述,不但人说谎,文件亦说谎──则複述情感,描述人的状况的同时,事件的各种起因、经过与结果等争论退场,人走到台前,情感即为真相。因为抱有这样面对历史的态度,《卢麒之死》超越了运动考据、意识形态相争的历史问题,虽然没有提供卢麒的真相,却因此切入了许多在运动纪录里并不讨好的讨论:建造英雄的群众、英雄的轻浅、群众的软弱,乃至运动日渐模糊焦点的问题。与其说梁天琦和卢麒在事件上角色相似,不如说上述的情感元素才是两者的连结。

有人或又要问,将情感放大,只会发展成埋没理性讨论的情绪争辩,如此写出来的历史无法令人信服。然而,理性与感性并无矛盾,《卢麒之死》甚至告诉我们,所谓运动史的书写,就是情感的结集体,要书写运动,光是在大历史叙事底下寻求小历史/另类历史的位置还不足够,我们还需要直面人类情感,尝试处理运动内部庞大的情理集团。事实上,历史书写并不只有一种形式,历史小说亦然,如果我们相信文学即人学,《卢麒之死》给予我们的意义就不是事件的还原。关于过去的真实,注定是后见之明的历史书写无法给予任何答案,而文学的存在,并不是要做解释历史的工具,而是要映照历史书写不照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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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83。

[2] 邓正健:〈殖民香港下的青年郁闷──读《卢麒之死》〉,《明报》,2018年4月8 日。

[3]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20。

[4] 卢麒自述的最后一张,推开前述的形容,认为都是别人推给自己的,要把自己扭成特定样子:「一切自称真善美优越而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甚幺东西的人们,纵使用各种恶毒言论及假造事实对我作各种精神上及实际生活上施以压逼及折磨,目的在致[置]我于死地满足他们自己莫名其妙的自大狂我支持善美的却遭受各方面的压力他们想把我变成一个甚幺样的东西。」黄碧云:《卢麒之死》,页19。

[5]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64–65。

[6]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31。

[7]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31。

[8]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14。

[9]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77–79。

[10]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51–54。

[11]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55–57。

[12] 黄碧云:《卢麒之死》,页61–62。